当仁宗突然发现，朝廷一年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。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。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？
实际上，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寻常年景，也不过几十万贯。
这一刻，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。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。什么冗官，冗兵，冗费，之类的积弊，都是假的。要是别的朝代，加税就能解决。而且就缺口来说，缺的并不多。调整盐铁税，就能彻底解决。可是在大宋，从皇帝和官员，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。
仁宗没有想过加赋。
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。
到了赵煦亲政之后，也没有想过要加赋。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，主要是人口多了，多了三千万人，赋税不多才奇怪。
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，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，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。可这话也是鬼话，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，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，而是职业的问题。种地的农夫收入少，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。
大宋对粮价的平抑，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魔怔了。开国以来，有记录的粮价一直维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间一石。盐价从唐朝时期的150多文，降低到最好的海盐在45文一斤。这样的价格，对于亩产才两石多的农夫来说，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，租种的佃户来说，辛劳一年，根本就剩不下钱。但要说，吃饭都吃不下去，也说不过去。大宋造反多，很多造反的头子目的就很不纯洁，他们是为了等朝廷招安，好做官。
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巨大，这才是大宋的困境。
尤其是城市人口可以轻松赚取农夫的两倍收入，但税收却要比农夫低的多。这导致了大宋手工业极其发达，大量有一技之能的农民，抛弃土地进入城市生活。这恐怕才是大宋最大的困境。尤其城市人口，可以个给富人做奴仆，甚至年轻女孩也可以去给富人做丫鬟小妾。别以为进入官宦之家做小妾就低人一等，小妾也要签契约，过两年等见了世面，还能出府嫁人。
而且给官宦人家做过小妾的年轻女子，在婚假市场上颇受欢迎。因为这些女子是见过高贵人家的规矩，是能够传家，提升普通人家家教的捷径。
想要解决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差距，废除解除农业税，但这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，都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困境难道大宋的皇帝和大臣们看不到吗？
不，他们都能看到，不仅看到了，还想到了可能解决的办法。
赵煦之所以要打西夏，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困境，解除了外部的威胁之后，继续推行变法，从而缓和社会矛盾。
但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